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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覽次數:91    最後修改時間:2019-09-06]

《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簡稱《方案》)提出,“發揮企業重要辦學主體作用,鼓勵有條件的企業特別是大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支持和規範社會力量興辦職業教育培訓,鼓勵發展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職業院校和各類職業培訓機構”。這一政策意味著企業將從職教系統中的配角走向舞台中心,變成與職業院校並駕齊驅的重要辦學主體。根據政策規定,不論是與職業院校聯合辦學或是獨立辦學,企業都將不再是職業院校可資利用的“外部合作者”,而是真正的主人,這一政策的影響無疑是極其深遠的。

其實,促進企業實質性地參與職業教育一直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職業教育政策的重要主題。據不完全統計,1978年至2018年的40年間,國務院、教育部共頒布了30多份涉及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産教融合的政策。這些政策對于推動企業參與職業教育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總體效果不佳,其根本原因在于沒有賦予企業辦學主體的地位,企業一直被定義爲職教系統的“外部人”,被要求配合職業院校的教育工作。《方案》致力于改變這一基本格局,企業將擺脫職業院校的“仆從”角色而獲得獨立身份,我國職教系統的結構也將隨之發生深刻改變。

把滿足企業人力資源需求作爲校企合作首要目標

長期以來,政府的多項政策一直致力于努力促成校企深度合作,其目的主要是爲了提高職業院校學生技能習得的質量,以企業的技術資本去彌補職業院校技術教育力量不足的短板,造就能滿足當今經濟生産所需要的技術技能型人才。

然而,對于企業而言,參與校企合作的主要訴求是獲得人力資源,但由于就業市場是自由開放的,企業即使參與了校企合作——比如較爲典型的訂單班、冠名班等,也難以在人力資源供給方面得到職業院校的承諾和保證。

宏觀政策目標與企業的具體需求之間存在落差,可是現有的優惠政策供給卻指向經濟利益刺激,主要包括稅費減免和財政補貼。由于用力方向偏誤、力度不大且手續煩瑣,對企業缺乏吸引力,不足以推動企業深度參與校企合作。

基于此,校企合作、産教融合應把滿足企業的人力資源需求作爲第一位的目標,把職業院校的目標——比如建立實習基地、提高實訓課程效果、提升課程開發質量等作爲次級目標,並以此爲基准進行政策設計,在此理念指導下才能調動企業參與的積極性,打破政策繁多但難以落實、效果不彰的魔咒。

對適合舉辦職業教育的企業要有清晰合理界定

在以往的政策中,對舉辦職業教育的企業的資質、管理、遴選辦法、優惠措施等鮮有詳細規定。然而,毫無疑問不是什麽樣的企業都適合作爲職業教育的主體,也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有強烈意願參與職業教育。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的經濟體制和教育體制均發生了根本變化,企業從職教系統中剝離,時至今日絕大部分企業已不涉足職業教育。目前政策要求企業承擔職教主體的職能,這意味著給企業增加了一項其並不拿手的業務,從企業的發展看對企業並不必然有利。

在企業制度的發展曆史上,主營單一業務,至多是幾項有限業務的組織結構,一直是主流的企業制度,專業化企業是符合社會勞動分工的基本企業樣式。因此,企業是否真正樂意扮演職業教育主體的角色,深度卷入職業教育會給企業帶來何種影響,是需要審慎考量的問題。

如果對舉辦職業教育的企業沒有清晰合理的界定,在路徑依賴的驅動下,我國的職教體制很有可能再次演變爲政府主管部門、行業組織、大型企業、職業院校“四位一體”的模式,職業院校淪爲行業企業或主管部門的附庸。這實際上是退回到計劃經濟時代的行業辦學模式,不僅存在職業教育異變、背離教育宗旨的風險,還會面臨計劃經濟時代行業辦學的諸多弊端,比如職業院校主體地位缺失、過度且狹隘的專業化阻礙學生的全面發展、條塊分割式的管理有礙教育公平等,最終導致職業教育效率低下、質量欠佳。這顯然不利于培養新時代所需要的高素質的技能型人才,也不是《方案》所預期的結果。

對教育型企業充分認可、認真研究、支持發展

基于企業發展專業化的基本規律,能夠成爲職業教育重要主體的企業絕大部分應是教育型企業(不包括面向中小學生的校外培訓機構)。《方案》提出到2022年要培育數以萬計的産教融合型企業,産教融合型企業的本質應當就是教育型企業。這是一種新型的企業,其主要業務就是職業教育與培訓。

與其他類型的企業相比,教育型企業擁有極爲強烈的舉辦或參與職業教育的意願。作爲教育系統的“內部人”,它們比較熟悉教育教學活動,有能力成爲職業教育的重要主體。同時,教育型企業又不同于職業院校,作爲一種特殊類型的服務性企業,它們熟悉企業的生産經營模式,能更及時地跟蹤技術革新,能依托高科技、對接國際化、秉承開放性,更積極靈敏地反映市場、行業、企業的需要。

簡言之,在職業教育系統和經濟生産系統分裂的格局下,教育型企業在教育系統和行業系統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是企業制度的創新,是當下我國社會勞動分工演變的自然産物,它們在職業技能培訓、産品研發、教育咨詢等方面能發揮極爲重要的作用。

教育型企業不是憑空産生的。一部分教育型企業早已存在,它們以生産和銷售教學、實訓儀器設備爲主要業務。而大部分教育型企業則是近年來誕生的,是在與職業院校的合作中由新技術、新設備的應用催生的,它們常常由大型企業或高新技術企業的培訓部門衍生而來。隨著智能化時代的到來,這類公司發展較快,只是尚未得到政府和研究界應有的關注,沒有被作爲一種新型企業進行認真研究。

對于教育型企業,政府應充分認可其價值,支持其發展,當下應重點解決兩個問題:

其一,以“放、管、服”的理念和有關政策爲指引,確保教育型企業的生産主體地位,爲其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其二,確認教育型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雖然是從事職業教育與培訓,但與公立職業院校不同,教育型企業的身份是“企業”,其業務活動是市場行爲,政策應允許其合理地贏利。

當然,教育型企業是具有一定公益性的企業,政府可以對其贏利空間進行指導、管理,也可以在必要時對其成本給予合理補償。與此同時,教育型企業所生存的市場尚處于發育之中,政府應提供審慎而又積極的管理和服務,規範這類企業的活動,預防資本的過度沖動可能對職業教育帶來的負面影響,促使企業的教育或培訓符合學生(或學徒)的需要,從而促進這一新興市場的健康發展。

作者:赵蒙成 系系苏州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信息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9-09-03